破窗效应（英语：Broken windows theory）是犯罪心理学理论，由詹姆士·威尔逊及乔治·凯林提出，刊载于《The Atlantic Monthly》1982年3月版的一篇题为《Broken Windows》的文章上，20世纪90年代，美国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威廉·布拉顿和市长鲁迪·朱利安尼进一步推广了这一理论，他们的警务政策受到该理论的影响。在这十年里，这个城市的犯罪率显著下降。该理论认为，犯罪、反社会行为和内乱的可见迹象创造了一个城市环境，鼓励进一步的犯罪和混乱，包括严重的犯罪，所以，针对轻微犯罪（如破坏公物、公共饮酒和逃票）的警务方法有助于创造一种秩序和法制的氛围，从而防止更严重的犯罪。
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，如果那些窗没修理好，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。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，如果发现无人居住，也许就在那里占领、定居或者纵火。又或想像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，如果无人清理，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，最终人们会视为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。因此破窗理论强调着力打击轻微罪行有助减少更严重罪案，应该以零容忍的态度面对罪案。
如果有人不知道我引用的破窗效应是什么意思，正解在这里了。
在我正式再次搬到上海的这几年时间里，我亲眼见证了我自己身边的环境的倒退，我从穿衣服非常自由到现在的穿短裤吊带都会不再乘坐公共交通，内心非常一言难尽。所以我对惊悚的过度防晒套装的营销极度反感，我对所谓爹式男友的宣扬想骂人，一切的倒退都是有迹可循的。大家的“努力”功不可没。
这一次去三亚的行程，本应该是报复性消费的快乐，而我在全程被男性骚扰的巨大压力下，最终完全失去了即使一丁点的抵抗的力量，且进一步地陷入了无比窝囊和委屈以及愤怒的状态。
我不知道会不会好，什么时候会好，但我知道我的发声一定有意义。